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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有媒體從財政部門、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等方面了解到多方對地方債的看法，以及潛在的債務應對方法。這些方法包括：特殊再融資債券、設立應急流動性金融工具（SPV）、不鼓勵遵義道橋重組模式等等。

以特殊再融資債券為例，根據報道，這次安排的特殊再融資債券規模約1.5萬億元，這一計劃可能涉及12個地方債務壓力比較大的省份和地區，其中就包括天津、貴州、云南、陜西、重慶等地。

【資料圖】

據了解，此次獲得特殊再融資債券額度比較多的一個西南部省份，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，這個代價就可能包括將公務員縮編20%。

這次地方債務風險不僅僅是金融風險，同時更涉及到我們從古至今的核心治理問題之一，那就是如何處理好央地關系。

這次處理地方債，其實就已經把各種方法都已經用上了，這也為未來地方可能的一些變化，提供了一定的方向。

以點窺面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，我們其實還有很多辦法。

有必要先說明的是，為何今年地方債務風險被頻頻提及，甚至到了不得不出手的地步了呢？

我們需要看兩點，第一看地方支出，第二看地方收入。

民營企業家曹德旺此前在接受采訪時就曾說過，2022年以后我們會有一場信用危機的到來，這不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，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。

曹德旺的這番話，可以很好解釋為何地方債務風險到今年成為了問題。

因為某種意義上，地方和房地產行業的興衰繁榮是密切相關的。

如果非要追本溯源的話，那么“94稅改”可能是一個源頭，這導致地方上的收入依賴于土地出讓金，這可能間接推動了地方對房地產的興趣。

“從09年到2019年，GDP產出是750萬億，但是每年的報表都有一個說明是，固定資產投資占比百分之五十幾，那些GDP里面的固定資產投資，隱患的起碼400萬億，再加上歷史的舊的固定資產，少說五六百萬億，我們2019年的產出才九十多萬億，產出只占投入的百分之十幾，于是我想，我們會有一場信用危機來，應該是在2022年以后。”

這是曹德旺在2020年9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原話。

本質上，這也是地方債務不斷積累到如今，一個點可能就會有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原因。

過去三年疫情期間，地方支出不斷加大，主要原因是因為防疫產生的各種成本，其中包括采購、人力、方艙醫院建設等等，三年時間里，防疫成本不斷增高，加上一些商戶經營困難，這也導致地方入不敷出。

然后我們再來看看地方的收入。

地方收入有近四成都源自于賣地收入，現在房地產行情自不用多說，隨著房地產遇冷，地方收入也自然大減，在開支大增、收入大減的情況下，地方債務還有歷史遺留的積累，三種因素疊加到一起，構成了今天的地方債務風險，到了必須要面對乃至解決的時刻。

化解地方債務風險，我們還有哪些辦法呢？

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說，今天國內經濟當前面臨的挑戰，就是因為房地產和地方對GDP增長的貢獻接近40%，但這兩個部門現在都在收縮，所以造成經濟不振。

姚洋說，要想解決問題，一是松綁房地產，二是給地方發特別國債，例如4、5萬億，讓地方渡過難關。

“現在地方太難了，去年花了那么多錢防疫，今年沒錢了，它們就挪用地方債，那投資就少了。短期內，我們穩定住這個需求。長期來說，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是關鍵，但這個調整恐怕需要一個過程。”姚洋說。

姚洋是國發院院長，2012年接替經濟學家周其仁，擔任國發院院長至今，他的話語自然有一定的分量。

在《經濟的常識》一書中，姚洋寫道，自己的態度是說真話，如果不能說真話，我情愿閉嘴，他反感人們說“正確的廢話”，覺得“說廢話的人太多了，就會遮蓋真問題”，而且“造就一種虛情假意的社會風氣”。

今天我們討論地方債務風險，談論如何化解地方債務風險時，就不能說“正確的廢話”。

要想化解地方債務風險，我認為最直觀也是最有效的辦法，就是降本增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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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的常識其實就是收入要大于支出，維持一個合理的收支平衡，這是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。但地方又不同，兼顧民生和投資發展經濟等重任，自然不能等同一般的個人和民營企業。

但在地方債務風險擠壓累高的今天，縮減開支是必要的，不管是投資還是人員，本質上都應該降本增效，按照民營企業的做法，來眼下的渡過難關。

根據同花順數據顯示，截止2023年6月，地方債務余額已經接近38萬億，其中地方一般債務余額為14.8萬億，地方專項債務余額22.9萬億，地方債券余額37.6萬億。

截止到上個月，新增專項債的發行規模仍屬于可控的區間，但地方舉新債還舊債的壓力依然存在，以2018年為例，地方發行了一批5年期的新增專項債務，今年剛好是兌付期，絕大部分的此類債務，都需要地方舉新債還舊債，長此以往，就對地方的財政形成了較大的壓力。

化解債務風險，短期來看當然還是需要財政支持，例如特殊再融資債券1.5萬億，央行設立應急流動性金融工具，讓主要銀行參與，通過這一工具給地方城投提供流動性，利率較低，期限較長。

又比如國發院院長姚洋所說的，給地方發行特別國債5萬億，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地方債務風險，讓地方渡過難關。

但從長遠來看，顯然還需要一定的結構性調整，或者說結構性改革。

例如，房地產下行，地方最大收入來源受損，這個時候地方收支必然難以平衡，怎么辦呢？

就需要給地方增加收入項。

例如這幾年提到的房產稅，一旦房地產行業放開，那么順勢推出房地產稅，可以較好彌補地方在土地出讓金上的損失。

除此之外，降本增效，讓地方節儉一點過日子的同時，盡可能提高效率，這一點也非常關鍵。

就比如西南某省份可能將公務員縮編20%，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降本增效的例子。

客觀來說，我們在這一塊，的確有一定的浮腫，人太多，真正的效率不高，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損失。

如果屬實，那么一個省份的公務員縮編20%，那至少也是上萬人的縮編，我們假設一個人的月薪平均4000元，那么一萬人，每個月在人力開支上所能夠節約的成本，就可以達到4000萬，一年下來就是幾個億的財政支出。

如果一個省如此，那么更多省跟進的話，一年下來，全國地方開支就能夠節省出數十億元。

除此之外，要想最終解決地方債務問題，就要把地方所有債務，包括所有國有企業債務，統統納入預算和決算，再設立一個監督作用，如此才能慢慢治住債務。

總體而言，今天背負債務的不僅僅是地方，還有企業乃至個人，都被債務擠壓纏身，按照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，居民和企業會傾向于把賺來的錢拿去償還債務，而不是更多消費或投資。

從某種意義上講，這樣做未嘗不是一件好事；借債和償債，本身就是一件互為循環的事，借債不能太多，否則就有擠爆風險，償債同樣也不能太久，否則就有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。

要做到一個平衡點，當然是困難的，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去摸索，并最終找到一條雙贏的道路來。

更重要的是，要強化地方資金效率的利用問題，一筆錢花在哪里，用在哪里，能夠產生多大的經濟回報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路乃至原則，只有這樣，理論上債務才會帶來更大的經濟價值，而不是經濟風險。

這也是現代經濟學主導人類社會運行至今的法則，有一些教訓是前人吸取教訓探索出來的，例如歐美和日本，這些都是前車之鑒；但還有一些問題是新的，需要我們自己找對道路，摸索出來。

現代金融的本質，可能本身就注定了風險和利益并存，而最終人類可能永遠也無法完全避免金融風險的發生，但至少我們可以控制它，并最終化解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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